南开大学文学院2018年度学术年会文学组研讨会举行

发布者:院办发布时间:2019-01-18

2019年1月16日下午,南开大学文学院2018年度学术年会文学组研讨会在范孙楼章阁厅举行。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的教师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会议。文学院副院长罗振亚教授主持了研讨会。

研讨会上,6位教师就不同领域的问题做了学术发言。查洪德教授首先发言,他以《元代散曲的“野逸”之趣》为题,在辨析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野逸”是对元代散曲的整体特色更高层次上的概括。“野逸”是元代文人中普遍存在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和文化精神,它体现在元代文学艺术的诸多方面,以前人们多从元代绘画来认识元代文人的“野逸”情趣,其实在散曲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元代散曲“野逸”之趣表现形态有多种,如狂野肆逸、疏野旷逸、朴野恣逸、乡野恬逸、闲野俊逸、野思逸想、俚野荒逸等。狂放,纵恣,荒诞,质野,诙谐,俏皮,尖刻,俚俗,豪辣,直白浅露是野逸;叛逆传统,颠覆常规,戏说野评历史、游戏人生消解传统人生价值观也是野逸。它涵括了“俗”“谐”“俏”“辣”,又有这些概念未能涵盖的内容,对元代散曲作品覆盖面更大,并且体现了元代散曲的基本精神。

耿传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视——从精神指向的变化看近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古今之争》。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视”指的是对视双方互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它强调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沟通、相遇与交流,即是将传统与现代视为一种可以进行双向循环的互补性关系。现代可以批判传统,传统也可以批判现代。通过双向交流促成传统与现代的各得其所、各美其美;进而达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之境。百年中国现代与传统的角力大致经历了以旧压新、以新压旧和当下后传统时代的新旧并存阶段。我们可以从三个精神指向方面的变化来分析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古今之争,即从“以人合天”到“制天为用”;从“慎终追远”到“崇信未来”;从“从天而颂”到“战天斗地”。现代性即主要表现为这种作为现代人的心性气质和体验结构的变化。

李润霞副教授题为《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年谱与传记写作》的发言认为,作家研究中的年谱写作和传记写作都应建立在史料史实考辨源流的基础上,以非虚构的实证方法进行作家“个案”研究,既是“一人之史”,亦有“家史”与“国史”之“同时代性”。章学诚、梁启超、何炳松、胡适等人对“年谱”与“传记”的概念辨析与写法界定,可以延伸到整个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年谱与传记写作实践与差异得失的考察。她针对目前年谱和传记写作存在的缺失做出分析,认为前者对谱主貌似客观的主观介入式评述以及家史与国史的同时代呈现过多,导致年谱越来越枝蔓;后者在故事性、可读性的旗号下充斥对传主无边界的想象甚至虚构性描写,呈现出“反传记”的书写特征。这些问题对于以史料呈现、还原叙述为主的作家纪传与纪实书写,尤需警惕和反思。

汪梦川副教授在题为《诗史互证与文本细读——朱执信陈炯明赠答诗考释》的发言中认为,无论是传统的“诗史互证”文史研究方法,还是来自现代西方“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在人文科学领域实际上没有什么方法是“过时”的。如果运用得当,将“诗史互证”与“文本细读”结合,就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他从朱执信、陈炯明的两首诗入手,深入细致地考察了段云章《浅议朱执信致陈炯明诗及其和句——兼论反袁时期朱执信的思想》一文的得失,结合一些新材料,从诗歌唱和规则、七律体制、古典今典等角度对两首诗作逐句细读,准确把握二人唱和的真实背景和微妙心理,探析了朱执信的立场和思想,对作品的创作年代也有准确的判定。结合这一实例,围绕史料辨析、作者研究与文本语义分析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黄一副教授做了题为《西方现代修辞学的隐喻概念及中国接受》的发言。她深入考察了西方现代修辞框架下的隐喻概念如何从西方语境转移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学语境中,中国现代学界对隐喻概念的接受,以及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内在建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她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对隐喻接受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隐喻作为科学化批评方法细读法的对象,比如叶公超对艾略特诗歌隐喻的分析;二是隐喻概念成为现代文论家建构自身诗学理论的重要部分,比如袁可嘉和钱钟书。他们对隐喻的认识与西方同步,隐喻不只是语言问题,更是诗学问题。但在具体化的时候进行有目的的取舍,这与当时的文学现实和历史语境有关,也与将语言当作工具和媒介的认知有关。此外,中国传统修辞求近的比喻传统,也影响了现代文论家对现代隐喻观的张力有所忽略。

薛英杰博士的发言题目是《西方汉学界的明清男风研究》。她以西方汉学界的明清男风研究成果为对象,总结了相关讨论中所使用的反同性恋立场,并结合具体明清小说中的男色描写问题,对该领域的汉学研究进行了质疑。她结合具体实例指出,从仇视同性恋的基督教文化出发,西方学者在处理明清男风问题时往往站在反同性恋的立场上。在法律研究领域、文史研究等领域均有此类论述。针对这一反同性恋的研究立场,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明确指出男风是中国古代男性的一种正常性爱选择。薛英杰认为,对西方明清性别研究领域中反同性恋立场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海外汉学的发展路径及存在问题,也将为国内的明清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会议发言结束后,现场师生围绕发言中涉及的多方面学术问题进行了提问和讨论。文学院副院长李锡龙教授对6位教师的发言做出评议。他认为,今年文学组几位老师的学术报告都有着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但新意迭出,同时具有方法的启迪。查洪德教授对元散曲文体特征的讨论,立意高远,别具机杼。耿传明教授从主体间性角度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一反学界二元对立、扬此抑彼的思维惯性,新人耳目。李润霞副教授对当下年谱、传记写作中的问题的探讨,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其建立在扎实细密的史料辨析基础上的诸多论断,启人心智。黄一副教授对隐喻概念的源流的辨析,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对隐喻在中国的接受过程的分析,既有锋芒,又不失中正平和之风。汪梦川副教授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对朱执信陈炯明赠答诗的考释,令人信服,在史料发掘、诗律阐释方面尤见功力。薛英杰博士对西方汉学界对明清男风研究的讨论意味深长,研究西方汉学但不迷信西方汉学,显现出可贵的学术品格。学术年会制度是我院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它不但是对我院教师一年来的学术成果的集束性呈现,而且也熔铸着老师们对各自学术领域的未来走向的独特思考,这其中彰显着南开大学文学院学者的独特品格和气派,对引领青年学子构建自己的未来学术之路也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