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老屋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2-11-14浏览次数:124

张学正(中文系1955级校友,文学院教授)


老屋终归是要消失的,然而老屋里的故事却让人长久记忆。

这里讲的老屋原是南开大学第二学生宿舍,那是60年前竣工并投入使用的一座普普通通的二层小楼。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它一直是中文系男生宿舍。从外表看,红砖灰瓦,简陋得有些土气,而里面却藏着许许多多浪漫的和悲凉的故事,并因此而名垂校史。

我1955年入住二宿舍,大学四年是在这座老屋度过的。2003年,二宿舍被拆除,2005年,在原一、二及十一宿舍的地基上,一座雄伟、现代的新教学大楼拔地而起。老屋已逝,而当年生活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每当我走过那里,总回忆起那曾经春光明媚、后来却是急风暴雨的岁月……大学一、二年级时的南开园,美丽而宁静。5月,校园里槐花飘香,令人陶醉;夏日,马蹄湖的荷花盛开,蜻蜓在滚动着水珠的荷叶上嬉戏;10月,清爽的秋风将金叶铺满大中路;冬)覆盖时,坐得满满的图书馆阅览室里寂静无声。

傍晚的南开园更有独特的风景。用完晚餐从学一食堂出来,可以看到大中路尽头的小引河西边那一望无际的稻田。天边的晚霞渐渐消失,从靠近河边的女生宿舍中飘出来的《田野静悄悄》《纺织姑娘》《红莓花儿开》的歌声,轻柔而又辽远。

那时的大学生活是纯净的,也很有人情味儿。我们全年级80多位学友,无论来自天南还是地北,也无论是应届还是调干,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报到第一天,有人生病住院,同学们一拨拨地去看望,还轮班为他日夜守候。有的调干女同学生孩子休产假,同宿舍室友不仅悉心照料她,还轮流为她补课堂笔记。有位同学重病需要动手术,身边无亲属签字,这时班长挺身而出,代家人签字,担当起生死的重任。

那时的生活安定、平静。每天“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一门心思想的都是学习、读书,“向科学进军”,心无旁骛。进教室先抢前几排坐,争取听课能听得真切,板书能看得清楚。晚饭后,图书馆门前总是挤满着等候开门的人群,他们希望能第一批跑进去占一个好座位。星期日也很少去逛大街,大多在教室或宿舍里看书、写作业。对学习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

那时课堂讨论多。为准备一次课堂讨论,每个人都要去读作品、查资料、写出发言提纲,对要讨论的作家、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与疑问。讨论时,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时还发生争论,各不相让,于是下课后在食堂与宿舍里面红耳赤地继续争辩。对于从二年级开始写作的学年论文,更是一丝不苟,我们从系里公布的多达百余个的选题中,选出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然后在教师指导下查资料、拟提纲、写论文,一遍一遍地改。那时没有复印机、打印社,资料要手抄,论文写成后由自己工工整整地誊写两份,一份交导师,一份自存。当时我们男生中有两位同学,学年论文受到导师的称赞,认为有独立见解,遂指导他们对论文作了进一步修改,后来竟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令学友惊羡不已。

那时学校的管理也井井有条。上午下课回到宿舍,走在光滑如镜的水泥地板上,总是小心翼翼,不忍心把它踩脏。打开房门,阳光满屋,地上常常有工友从门下塞进来的远方来信。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是大学的伙食可真丰盛。午餐、晚餐自由凑桌,10人一桌,每桌4大碗菜,荤素搭配,天天不重样。过年过节还要“打牙祭”,那是具有宴会水平的大会餐,人人吃得油光满面,然后鼓胀着肚子从食堂里踱出来。

每周六晚上,大礼堂外广场上放映露天电影,大礼堂内幽暗的灯光下,一对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和小伙子们,随着乐队的伴奏翩翩起舞,直到深夜。电影散场,舞会结束,人们回到宿舍,伴着甜甜的梦入睡了。

有一次,准备新年晚会的节目,为了配合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活动,我们全年级总动员,从来自上海、广州、四川、河南、天津、北京的同学中挑出方言发音纯正的同学,朗诵俄罗斯民歌《有谁知道他呢》:

晚霞中有一位青年,他徘徊在我家门前。

那青年他闭口无言,把目光向我闪一闪。

有谁知道他呢,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

广东同学的嘴似乎没有张开,他将“把目光向我闪一闪”说成是“把木锅向我塞一塞”;四川同学则是用大嗓门喊:“他为啥子目光一闪”;而天津同学干脆利索:“为嘛曹(朝)我一伞(闪)?为嘛曹(朝)我一伞(闪)?”南腔北调的奇怪组合,加上一些人第一次上台的紧张,弄得“丑态”百出,引起哄堂大笑。而就是这样一个节目,不仅在年级表演,还到全系联欢大会上演出,同样得了个满堂彩。后来,到大礼堂为全校演出,也引起了轰动。最后,被推荐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晚会上演出,着实红了一阵子。

那时,虽然天空也有阵阵乌云掠过,但总有阳光照耀。那是充满歌声和笑声的日子。

正当晴空万里,一场政治风暴突然而至。1957年春夏之交,一场本是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最后演变为一场“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政治运动。一时天空变色,雷电交加,狂风大作,雨水如注。花草被淹没了,大树被吹折了,有的连根拨起。世界一片狼藉!

校园里歌声没有了,笑声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墙声讨“右派”的大字报和声色俱厉的批判会。人与人之间的温度降至零度以下。本来是亲密无间的同学,现在却有了“左派”与“右派”之分,互相有了敌视的目光和戒备心理,见面形同陌路,佯装不知,擦肩而过;有的见面想打招呼,但欲言又止,尴尬地避开了;有的朋友来找,因身分不明,刚要握手,又把手缩回去了。而更多的人是困惑不解。在他们看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毛病,他们在鸣放中一些观点也难免有片面、偏激之处,但他们是诚心诚意在帮助党整风啊,不至于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吧?

我们年级80余人,打成“右派”的竟有12人之多,都出自男生二宿舍。“反右”后,他们有的返乡务农;有的送农场劳动改造;有的“发配”边疆,隐姓埋名于穷乡僻壤;有的因“右派”身分60岁才结婚而后又匆匆告别人世;有的因是“五类分子”,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些大都是有抱负、有思想、有才华的青年,像尚未绽放的花朵,本来可以灿烂地开放,却在政治风暴的吹袭下过早地凋零了!1979年,我们年级的“右派”全部平反昭)。正如“胡风分子”、著名诗人阿垅在《白色花》中所写的那样:“要开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文革”十年浩劫后,学友相聚。有位曾经被划为“右派”的同窗深情地说:“我们本来是相爱的,有人却让我们恨了许久。我们相互还是要爱的。”本来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去恨,然而他们经历劫难,更懂得了爱的珍贵。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我们年级已很少上课。先是1958年春天,为从政治、思想上与“右派”划清界限,在学生中人人检查、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作风,而且要互相揭发、批判。大字报贴在宿舍的走廊里、房间的墙壁上和床头上,连睡觉都很不方便。在教师中则是“拔白旗、插红旗”,把一些教师、教授拉到全系大会上批判,指控他们在教学中厚古薄今,甚至借古讽今,在学生中鼓吹走只专不红的“白专道路”,从政治上、业务上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称他们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货色。有的教师承受不了这种羞辱与打击,当场晕倒,被架出场外。紧接着是所谓“共产主义暑假”,在“大跃进”浮夸风的鼓动下,年轻气盛的学子们声言要在一个月内编出崭新的“红色文学史”,结果是不了了之。再后就是不间断地下乡、下海河工地、下部队,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在我的印象里,人们从二宿舍进进出出,生活变得嘈杂而又混乱。大学的最后两年,就是在这样肃杀的氛围里和动荡不定中走过来了。

最好笑的是,1958年底,我们还当了一个多月的“炼钢工人”。为完成早已向全世界宣布过的全年产钢1070万吨的指标,我们大学生也响应号召,参加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那时,大礼堂后面的电影广场上用砖、土建起了一排排的仅有丈把高的“小高炉”,男女同学齐上阵,轮流值班,日夜鏖战。我们将从居民那里搜集来的锅、刀、剪、锁、钉等投入炉内,几小时后,再将尚未完全熔化变形,但锅、刀、剪、锁、钉已牢牢铸在一起的一个红通通的大铁坨子,从炉子里扒出来。最辛苦是值夜班的男生。他们抡着钢钎大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满脸黑灰,两眼通红,自制的防护服上星星点点烧了好多窟窿,这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光荣标记。

1959年的春天———我们在校的最后一个春天是灰色的。最早感应春天的是食堂,前两年食堂里热气腾腾、油香扑鼻的景象不见了,冷清了许多。早点没有了馒头,没有了大米稀饭,只供应山芋、菜汤和咸菜,中午、晚上更没有了“四大碗”,取而代之的是油水很少的白菜与萝卜。至于用好钢炼出的废铁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我不得而知;然而肚皮却实实在在地告诉我:“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开始了。

几十年后,学友们在墙皮剥落的二宿舍门前照相,脸上的微笑难抑心中翻腾着的酸甜苦辣。大家似乎有很多话要讲,然而却都沉默不语。

马蹄湖的荷花依旧,大中路杨树林里的蝉声依旧,而老屋已逝。随着老屋的消失,那个时代的歌声、笑声也都远去了;然而老屋承载的情感与历史不能忘怀。

新一代人听老屋的故事,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你们讲的这些故事是真实的吗?”他们甚至连什么是“反右”,什么是“大跃进”,什么是“文革”都不知道了。我们民族中的许多人已丧失历史的记忆。这让人有一种揪心的疼痛和忧虑。一个不能直面历史并认真反思历史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和悲剧性的民族。

新世纪的太阳升起来了。早晨,年轻学子们,有的在碧水清波的新开湖边迎着朝阳,朗读着外语,有的三五成群,说着笑着走进新教学大楼,走进科学与文明的殿堂。他们是幸运的和幸福的一代。我不希望他们再看到大路上焚书的火焰和教授们挂牌子戴高帽游街的场景;不愿他们再听到在红色恐怖中有人跳楼、有人溺水的悲惨故事。

二宿舍门前的石榴树不在了,而我却永远怀念着那见证过南开园沧桑的红艳艳的石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