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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习生活琐忆
方兆麟
时间: 2012年11月14日


方兆麟(中文系1978级校友,文史学者)

来南开前,我本是1966届的初中毕业生,初中毕业考试刚结束“文革”就开始了。两年后,我去了内蒙四子王旗牧区插队。插队之初,大家都在认认真真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就是受教育、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后来,知青在看到农村落后面貌后,开始思考如何用自己的知识改变牧区的落后面貌,如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知青担任了队里的会计、保管、教师等,我则担任了大队的“赤脚医生”。随着医疗工作的深入开展,我深感自己的知识贫乏,于是开始复习初中学过的知识,同时自学高中的一些课程,以及医学专业知识。正是这个阶段的自学,为我以后参加高考奠定了基础。


1977年恢复高考时,国家因急需培养人材,提出“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的口号。我听到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心想终于盼到了能凭自己本事考大学的这一天!我的大学梦就要实现了!那年考试我报了名,但因工作原因,未能赶回呼和浩特参加高考,非常遗憾。事后我听一些参加文科考试的同事说了说考试题目,心中更是懊悔不已,因为那些题目对我来说真是太简单不过了。1978年高考时,我又是仓促上阵,离考试只有二十多天了才开始复习。那时高考虽不像现在这么难,但1978年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比1977级高考时由各地自己出考题要难一些。本来没抱太大希望,没想到发榜时我接到了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当时那种喜悦、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我终于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梦想!

入学后,我以如饥似渴的心情和极大的热情学习知识,想把逝去的时光尽快弥补回来。但很快就感觉到由于当时“左”的思潮还没在人们头脑中消退,一些老师在讲课中还以“大批判”的思维在传授知识,一些课程内容还局限在“左”的模式中,讲课方式基本上还是“填鸭式”,这让我感到很失望。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次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这让我们深受鼓舞。但教学内容不是一下能够改变的。记得在党史课上,由于一些“左”的内容较多,已不符合当时“拨乱反正”要求,于是我们几位班委正式向学校提出是否可将党史课考试改为考查,校方没有同意。所幸的是,考试题目基本没有涉及当时有争议的内容。

1978年底南开大学接收了首批西欧的汉语研修生,他们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也有一些来自来亚洲、澳洲、北美洲的留学生和研修生。他们基本上都是学习中文的。“文革”前南开大学的留学生都是来自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这次都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如何管理这些留学生对南开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来说也是新课题。留办从我们班挑选了几位同学到留学生宿舍“陪住”,任务是通过陪住,一方面使他们尽快适应学校生活,另一方面帮他们提高汉语水平。我也是被选入学生之一,我陪的是两位法国同学。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非常活跃,而我有幸陪同来自西欧的研修生,使我较早地对西方国家的文化、社会等有较深入的了解,当然也有很多思想上的碰撞,但通过彼此真诚地交流和沟通,我们很快就取得了相互理解和信任,也成为朋友。

记得有一次,天津大学的一些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因对校方管理不满,准备搞游行抗议活动,为此,他们来南开大学留学生宿舍“串联”,想让这些欧洲留学生一起参加。他们走后这些欧洲留学生晚上开会,研究是否参加。我同屋的法国同学戴宏瑞出于信任,邀我参会。当时有的外国留学生看我进来,很不客气地让我出去,并责怪戴宏瑞不应该让我参加,怕我向留办报告。戴宏瑞说:“听听方的看法也许没什么不好,我们应该相信他。”其实我一开始并不知他们开会的内容。会上一些外国同学提出应该参加抗议活动,声援天大留学生,因为他们也有不满之处,但多数人举棋不定。后来他们说要听听我的意见,我对他们说:“你们来中国的目的是学习,现在中国刚刚开放,有很多事情可能不如人意,各方面条件也不如你们国家那么好,总是要有一个过程。如果现在因为一些小事而激化矛盾,会影响你们的心情,也影响你们的学习。而且你们也不了解天大那里的情况,贸然参加这种活动不一定好。”他们听后没说话。戴宏瑞说:“方说的有道理,我们还是不去的好。”欧洲同学本来就不喜欢参与政治性活动,所以经我这么顺水推舟地一说,一场即将突发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这事我没有向留办汇报,因为那时有人向留办报告说我跟留学生关系密切,是“里通外国”。事后我想,正因为我跟留学生关好,他们信任我,所以我说的话他们才接受了,如果不是这样,也许那场风波不可避免。但更主要的是,南开大学在留学生管理方面方法得当,环境宽松,因此在当时全国很多高校都出现了外国留学生抗议风波的情况下,南开大学没有出现问题。而当时指责我“里通外国”的一些人,大学毕业不久却成了美国的“绿卡公民”。

南开大学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学习方法,它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之所以能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做出一点点成绩,完全归功于南开大学对我的培养。

我们在校时,还没有实行学分制,4年的课程中有3年是基础课,所以越学越觉得枯燥无味。当时听说北大是两年基础,两年专业,心里羡慕不已。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感到正是南开3年扎实的基础课,给我打下了牢固基础,使我受益匪浅,工作中当年老师们所讲授的知识基本都用上了。改稿中每当遇到有些语法修辞的错误或出现一些望文生义的文字而把握不准时,就想起当年老师在课上是如何讲的,依据是什么等等,对我的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记得当年在学现代汉语课时,我感到这门课在文字上绕来绕去的很没意思,不大爱学。有一次我到当时中文系主任邢公畹先生家去看望他,他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我顺便说了自己对学习现代汉语课的看法。邢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汉藏语言学家,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令我十分敬佩。邢先生听了我的看法并没有批评我,他温和地对我说:“你对现代汉语不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把现代汉语比喻为文科中的数学,说明了它的难度和枯燥。但这门课是很重要基础课,你一定要下苦功把它学好。”我说:“那我就争取考80分吧。”邢先生笑了笑说:“80分不行,要求太低,至少要在85分以上,最好要考到90分以上。”后来我按照邢先生的教导,努力学好这门课,结课时考了93分。现在想起来心中十分感激邢先生对我的教导。此外更感激当年教这门课的宋玉柱先生,当时他耐心、细致、深入浅出的讲授,使我在后来的写作中十分受益,尽管当时我学得并不十分好,也没深入去钻研,但宋先生在课上所讲的一些内容,仍时时在我耳边回响,每当我遇到一些问题时,就想起宋先生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当时是如何讲解的,道理何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南开大学4年的学习生活,最让我受益的是学校图书馆。那时下午一下课,我就直奔图书馆去看书。开始时我对学生阅览室的书不大感兴趣,时去时不去,后来听说二楼的教师阅览室对中文系和历史系学生开放,我就跑到那里去看书。一打开目录卡片柜,丰富的书目令我兴奋不已,第一次我花了一下午时间抄下了我所感兴趣的书目,抄完时也闭馆了,只好第二天再去借阅。我把书目递给老师时,她笑笑说:“这么多书你一下也看不完,每次最多借两本吧,看完再换。”当时去那里看书的学生不多,而且以历史系学生为主。因为人少,所以环境十分安静,我感觉真是如鱼得水,只要没课就泡在那里不出来了。南开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非常丰富,很多书在外面难得一见,我在那里看了大量的笔记小说、类书、元杂剧、俗文学等方面的书,使我大开眼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我边看边作笔记,遇到问题时就向老师们请教,当时宁宗一、鲁德才、薛宝琨等教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非常受益,没齿难忘。正因为当时看了这么多的书,对我以后搞文史资料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史资料工作要求知识面要比较广博,正因为南开大学给我打下坚实的基础,才使我很快适应了工作,并在工作中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发挥出来。

在4年学习中还有一件很值得记述的事情,就是大三时我们班几个同学创办了一份油印学术刊物《热土》。当时薛宝琨先生给我们讲民间文学,很多同学对他的课感兴趣,课余时间我们几个喜爱民间文学的同学也常去薛先生家请教,他给我们讲通俗文学、曲艺、相声等课堂上讲不到的东西,使我们几个人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大家萌发了一个念头:创办一个专门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刊物,作为有兴趣的同学发表研究论文的平台,推动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在当时要创办这样的刊物谈何容易,那时在学生中颇有影响的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这一代》以及其他一些学生刊物因有宣传“自由化”之嫌刚被查封,我们在这个时候又要办一个刊物,恐怕是非常难的。当时我们班党支部书记周科进也是我们这个民间文学兴趣小组的组长,他自告奋勇去跟系党总支谈这件事,并约我一起到系总支任书记家去谈此事。任书记牺牲了中午休息时间接待了我们。我们一是强调我们办的是学术性刊物,目的是推动学习与研究;二是民间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该得到弘扬;三是不扩散,只作为交流;四是不影响学习。总支书记听了我们的想法后表示非常支持,提出了几点要求,并提出系里可以给予一些物质上的支持。我们非常兴奋,回到宿舍就与其他几位同学共同研究办刊的事。孟昭连会刻蜡版,主动承担了编排、刻印任务;还有几位同学承担了撰稿任务。在为刊物起名时费了点周折,大家七嘴八舌,虽然名字都不错,但要起一个既响亮又简明同时有代表性的名字却不容易。后来焦彦龙提出叫“热土”,说俗文化是雅文化的的根,是文学的热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叫这个名字既简单明了,又有深刻的内涵。大家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将这份学生自发创办的学术刊物定名为《热土》。在周科进的组织下,很快就凑齐了第一期的稿件,内容都与民间文学有关。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期很快就编印出来,发给本系的同学传阅。以后又陆续编印了几期,对研究民间文学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后来为使这份学生自办的学术刊物能够延续下去,我们又吸收了1979级的同学参加编印。可惜的是他们接手后又编了两期就没再办下去。当时这份刊物尽管是油印的,从内容到印装都显得比较粗糙而幼稚,但它是“文革”后南开大学学生自办的第一份学术性刊物。事过几年后,我接到兰州大学图书馆的一封信,信中说,据他们了解这是当年全国唯一的一份学生自办的学术性刊物,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希望我能提供全套的《热土》作为馆藏。可惜我手里也不全了,把仅有的几本寄给了他们。

南开4年的学习生活虽然短暂,但在各方面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南开培养了我,是南开为我的成长铺就了坚实的基础,我一定会以更出色的工作成绩回报南开的培育之恩!